七十年代的老理发店(回忆里的模样理发店)

记得出里弄后向右拐,紧贴着石库门的楼房群,曾经有一家小理发店。这家理发店是砖木结构的,楼上是住家,楼下开店经营,门外那只转动着的红蓝白三色的圆筒,是它唯一的标志。推门而入,门和地板吱吱作响,店面狭长,

记得出里弄后向右拐,紧贴着石库门的楼房群,曾经有一家小理发店。这家理发店是砖木结构的,楼上是住家,楼下开店经营,门外那只转动着的红蓝白三色的圆筒,是它唯一的标志。推门而入,门和地板吱吱作响,店面狭长,左侧墙上嵌着由多面小镜子拼凑而成的大镜子,右侧墙上钉着一排衣钩。大镜子前,一字排开六把老式理发椅,理发椅是金属材质的,宽大却笨重,踩脚踏板可以升降,颈后靠垫可以调节,连靠背也可以放倒。当年,这六把理发椅是“镇店之宝”。

七十年代的老理发店(回忆里的模样理发店)

理发店最里面,墙的大半部分依然嵌着镜子,旁边开有一扇门,靠近门的地方摆了两个洗头用的水盆。每当有顾客洗头,极易引发“交通拥堵”,好在双方都已习惯,并无怨言。因为光线不足,那扇门里的“秘密”我始终没有看清,不过里面经常冒出水蒸气,约莫是烧水的火房。伴着吆喝声,不时从门里飞出一块烫手的白毛巾,无论距离远近,总能准确地投到理发师傅的手中——这是学徒必修的基本功,免除了在室内穿插走动的干扰。

小理发店的老板也会理发,顾客一多,他就亲自上手;对顾客、对师傅,他从不发脾气,一派敦厚的长者风度。这里收费低廉,多是回头客,清一色的男性。1938年我家移居法租界后,爸爸就成了这家小理发店的常客,道地的平顶头,整整理了二十六年。

不过妈妈喜欢带我去一家名为“白宫”的理发店理发,那里收费高,要横穿爱多亚路。爱多亚路原名“洋泾浜”,曾是一条河道,后来河道被填平,改筑阔大的马路,成为法租界和英租界的分界线,也是洋人或富商从西郊别墅到外滩办公大楼的必经之路。上班时,车流自西向东;下班时,车流自东向西,在当时这可是一景。

“白宫”理发店是一幢高楼的临街铺面,光亮、宽敞、干净,氛围柔和而温馨。理发师和服务员身着剪裁合体的白色工作服,笑容可掬,一进门,宛如进入口腔科诊所。这里的座上客以女性为主,小姐、夫人们衣着时髦,享受的服务比较多,花费的时间也比较长。

时运不济,爸爸失业了,为节省开支,我不再去“白宫”理发,爸爸带我跨进那小理发店的门槛。妈妈担心那里的卫生条件不好,劝爸爸带上酒精,可爸爸说那样做会伤了师傅的自尊心。平日里,爸爸对妈妈唯唯诺诺,在这等问题上竟毅然发表不同意见,可见小理发店在爸爸心中的地位非同小可,所以我表现得很听话,不至于被视为异类。

小理发店的师傅显得土气,但纯朴。他在我的肩上轻轻一压,或者在头顶稍加抚摸,略微旋转,我就心领神会,爬上那又高又大的理发椅。师傅们一边理发一边聊天,尽说些人间的俗事,妙语连珠,气氛热烈。爸爸乃一介书生,他从不参与谈论或哄笑,是“例外”。

小理发店的照明设备很简单,与每把理发椅相对应,从天花板垂下一根电线,接着一只白色灯罩,中间有滑轮附一椭圆形重物,以制平衡。每当理发、修面、剃胡子等工序完毕,师傅拉下灯罩,手持小圆筒,从中取出挖耳朵的用具,在顾客的耳道里仔细掏挖。此刻他全神贯注,不再说笑,俨然一位耳鼻喉科大夫。

接着,师傅提拉顾客的肩、肘、腕以至各个手指关节,以嘎嘎作响为快。而后,只见他松松地握着拳头,在顾客的项、背等部位,按一定顺序轻轻敲打,时快时慢,其间夹杂着短暂的拍击,节奏感明显,声音煞是好听。爸爸没有烟酒嗜好,理发可算作他的享受。“白宫”并没有此项服务,那里的理发师傅讲究发型设计、烫发、美容,还为顾客修剪指甲、给指甲染色。他们低声细语,从不高声谈笑。

这两家理发店虽然都在爱多亚路上,却锁定了不同的消费对象,提供不同的服务,皆具生气。这是那个年代独特的经济产物,也是老上海生活的一大特色。

战后我家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,上大学的我脱下长袍,换上西装,对发型开始有一定要求,也就不再光顾小理发店。之后,我曾在不同的理发店之间游走,最终落脚大学内部的理发店,那里的规模更小,只容得下两把理发椅。不过开在医学院里的理发店比较注意卫生,加之窗外有小树林,浓绿包围中,别有一番韵致。

(原标题:老上海的理发店)

来源:北京晚报

作者:陈德昌

流程编辑:邰绍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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